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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，杜聿明好奇地问妻子曹秀清：“你是共产党员吗？”曹秀清淡然地说：“从前是！”1960年某个春日，北京一家旅馆的房间里，一位身形清瘦的男人安静地翻着书页，窗外的喧嚣似乎与他无关。他就是不久前刚刚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。民政部门的同志见他终日埋头书卷，关切地建议他出去走走，领略一下首都的风貌。杜聿明听劝，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吸引了他，碑身上由毛主席题写的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几个大字和周总理撰写的碑文清晰有力。杜聿明在碑前伫立良久，思绪飘飞，时间悄然流逝了大半日。广场上，一对对并肩散步的夫妻脸上洋溢着平淡而真实的幸福，这副景象刺痛了他孤独的心。长久分离的苦楚涌上心头，他回到住处后，立刻提笔写了一封酝酿许久的信。这封信漂洋过海，辗转交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妻子曹秀清手中。信里详细描述了他获释后的新生活——共产党给他安排了稳定的工作，还分配了一套条件相当不错的住房，卧室、客厅甚至办公书房一应俱全。信的言外之意再也清楚不过：他盼望着妻子能回到大陆与他团聚。那时，曹秀清和女儿杜致礼生活在美国。接到这封意外的来信，母女俩面临着抉择。女儿轻声征询母亲的意见：“妈，您怎么打算？是去台湾，还是回大陆？”曹秀清几乎没有片刻迟疑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回大陆。”她的决定让周遭的朋友感到意外甚至不解。有人提醒她杜聿明曾是“战犯”，担心他是否真的能在大陆安稳立足，“别被表面的好条件迷惑了”；也有人认为美国生活优渥，回到大陆恐难适应，“何苦自讨苦吃”。面对这些疑虑和劝说，曹秀清的决心没有动摇。了解她过往的人才知道，这份回归的执念或许有着更深沉的根源。很多人并不知晓，这位杜聿明的夫人，年轻时还有过另一重身份。时间倒回1924年，在陕西榆林师范求学的曹秀清，接触到了进步思想，信仰的种子在那时悄然萌发，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然而不久后，腥风血雨弥漫开来。当国民党当局发动“清党”，大肆搜捕、镇压共产党人时，险象环生成了当时的常态。曹秀清凭借着机警和运气，幸运地逃过了一劫，之后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，成为一名脱党者。这段短暂而重要的经历，如同投入深湖的石子，涟漪虽已平复，印记却长久留存。为了安全，也为了保护家人，曹秀清选择了将往事深深埋藏，哪怕是最亲近的枕边人杜聿明也毫不知情。直到后来一个曾经同志的叛变告发，蒋介石得知情报，才使得杜聿明惊愕地得知妻子隐藏多年的秘密。震惊过后，杜聿明忍不住追问曹秀清：“你是共产党员吗？”曹秀清只是平静地回应：“从前是！”杜聿明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。他忍不住再次追问党内是否还有其他他们相识之人。曹秀清望着丈夫，语气坦然：“那些都与你无关，人各有志，无须深究。”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，以行动坚守着那份源自内心的原则和对昔日同志的保护。这份对共产党人行事理念的理解与信任，成为她晚年人生抉择的关键支撑。最终的心意已定。1963年的春天，曹秀清毅然告别了熟悉的美国生活，搭上了飞往祖国的航班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程。大洋彼岸的舒适安稳，终究不敌对失散故人归来的深切期盼和对家乡那片土地的眷恋。旅途的颠簸与焦灼在抵达终点时化开。走出机场，曹秀清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戴着近视眼镜、焦急张望的丈夫杜聿明。她悄然走近，带着一丝重逢前的紧张与顽皮，用一句“她没来”试探对方。岁月催人老，加上这副时髦的墨镜遮挡，杜聿明竟一时没能认出眼前这位妇人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妻子。当曹秀清摘下墨镜露出真容，所有的陌生感瞬间消融。杜聿明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带着长久等待的释然，不住感叹：“噢！回来了就好！回来了就好！”那份失而复得的欣慰无法言喻。更让曹秀清意想不到的是，回国后不久，他们就受到了特别的礼遇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她。总理握住她的手，一句真诚的“欢迎你回来”，如同暖流瞬间涌遍了曹秀清的全身。随后，周总理还设家宴款待他们夫妇二人。席间，总理如同大家长般温和叮嘱，希望夫妻俩往后要和睦相处，互相关怀，把生活过得温暖踏实。他还特意宽慰曹秀清：“杜夫人请放心，家里的生计，国家会妥善安排，你们安心过日子就是。”这份沉甸甸的关怀和承诺，彻底打消了曹秀清心中最后的不安。这次会面，成为了她后半生留在大陆生活的定心丸。此后，曹秀清在大陆安心生活，陪伴在丈夫身边。杜聿明于1981年病逝。丧夫之痛过后，远在台湾的子女向她发出邀请，希望母亲能去宝岛安享晚年，一家人得以在台湾团聚。

抗美援朝结束后，朱老总严肃地对毛主席说：要赶紧清理门户“1953年9月，西子湖畔，朱德忽然侧身对毛泽东低声道：‘主席，外患稍歇，接下来得赶紧清理门户。’”这句略显急切的话音刚落，会场里的几位将领互望了一眼，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。抗美援朝停战协议签字还不到两个月，前线硝烟虽已散去，可北京、南京、广州三大军区递上来的电报却都不轻松——美国第七舰队仍在台湾海峡穿梭，蒋介石把“反攻大陆”的口号贴得到处都是，福建沿海渔民夜里能看到对岸探照灯来回扫射，人心未稳。朝鲜战场给志愿军锤炼了钢筋铁骨，却也显露短板。陆军强悍，海空薄弱，这在下半年的情报汇总里看得清清楚楚。朱德心里清楚，要想彻底堵住蒋介石的小动作，就得先把东南沿海那串岛屿理干净，否则敌人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，随时会给新中国的经济恢复添乱。“台湾是总目标，可第一锤不能空挥。”朱德摊开地图，用铅笔圈出大陈岛、一江山岛、南麂列岛几个名字，“不把这几颗钉子拔掉，海防线就有洞。”他的话不算漂亮，却句句到肉。毛泽东听完只说两字：“同意。”决心定下，难题刚开始。彼时全国财政近一半仍用在恢复生产，部队要裁减一百五十万人，海军和空军装备落后，登陆舰只不足三十艘，轻型火箭弹基本靠缴获。要在这样的底子上搞一次三军联合，对参谋部门而言简直是无米之炊。参谋长黄克诚打趣：“这仗要打响，得把算盘当手榴弹扔。”不过机会同样摆在眼前。美台“共同防御条约”尚在磋商，华盛顿对继续出兵海峡犹豫，蒋介石内部为补给焦头烂额，东南海上的国军补给线靠小型登陆艇勉强维系。朱德判断：一年内如果大陆不出手，岛屿将被加固成“永备工事”；若提前动手，美蒋配合尚未到位，胜算最大。1953年秋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“浙东前线指挥部”，陈毅挂帅。陈老总到杭州那天，连饭也没顾上吃，先把驻舟山空军司令叫来询问机场状况。对话不乏幽默：“跑道多长？”“两千米。”陈毅摇头：“不够，飞机要带重磅炸弹，少一百米也不行。”一席话把工程兵催得连夜加混凝土。作战方案递交中央时已经是1954年元旦后，核心思路是“空海掩护、陆军突击、分块歼敌”。对于这套打法，毛泽东批了八个字——“大胆设想，小心求证”。随后，他把文件交给周恩来：“经费再紧，也要确保这一仗打干净。”1954年夏，浙东沿海进入军事戒备，渔船白天归港、夜晚封航。8月，总指挥部秘密搬到普陀山。张爱萍担任前线司令兼政委，他给部下立下规矩：船、机、炮要像一只手的五根指头，指头再粗壮，握不成拳也没用。1955年1月18日凌晨三点，远处海面雷声滚动，第一批炮弹划破夜空砸向一江山岛。国军守军预想我军至少要做两天火力准备，没想到三小时后登陆艇就冒着硝烟靠岸。海空联合火力封锁了岛上炮台，42分钟内夺下制高点，零散抵抗者退入山洞，午后便全面缴械。登陆部队来不及休整，二月底直指大陈岛。蒋介石本想派舰载机驰援，无奈第七舰队早已抽身北上演习，留下十几架老式螺旋桨战机，连大陆岸炮射程都不敢靠近。2月13日清晨，大陈岛插起五星红旗。华东前线电报只发了短短五个字：“门户已清理。”作战结束，海军统计弹药消耗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二，陆军伤亡比估算低一半。朱德看完战报，长舒一口气：“工人上山炼钢去了，咱们的子弟兵也得学会下海。”此话里夹杂着几分欣慰，也有几分提醒——仅凭一场胜利，海防短板还远未补齐。事实证明，这次“门户清理”赢得的不仅是岛屿。其一，大陆沿海航线安全，闽浙两省的渔业与盐业当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；其二，海空协同作战的战术初步成型，为日后我军现代化积累经验；其三，美蒋关系因支援不力出现裂痕，蒋介石被迫重新评估“反攻大陆”时间表。有人问朱德，这仗意义到底在哪？他答得干脆：“让对手知道，我们说的‘清理门户’可不是随口一句狠话。”这份底气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尤为可贵。时隔多年，再回看1953至1955那两年紧张而短促的布局，多少细节仍让人心头一紧：半截跑道的夜间加长，海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，乃至后勤兵抱着桐油桶翻山越岭。不得不说，那支队伍能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，靠的正是一股子“门户必须自己守”的决心。今天的台海形势与彼时已大不相同，但“门户观念”仍然是一条铁律。技术可以升级，装备可以换代，对国土完整的执念却始终没有过时。1935年红军长征时朱德的那双解放鞋早已被收藏进博物馆，可他的那句叮嘱——“清理门户”——至今仍回荡在许多军人耳边。

1958年周总理出访朝鲜，第一件事不是会见朝鲜领袖，而是漫天暴雪祭拜烈士！周恩来1898年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旧式家庭，小时候读私塾，后来上南开中学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，还因为组织学生游行坐过牢。1920年他去法国勤工俭学，在那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，帮着建了中共旅欧支部。回国后，他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，参与北伐。长征时他负责军事委员会工作，1949年后当总理和外长，管着国家大事和外交，直到1976年去世。他工作认真，从不摆架子，总想着为人民服务。毛岸英1922年生在长沙，爸是毛泽东，妈杨开慧1930年被杀。他小时候流浪过，后被党送到上海，又去苏联学农业机械。1946年回国，加入共产党，在东北搞土改。1950年他坚持要去朝鲜，当志愿军俄语翻译。彭德怀对他挺照顾，像自家孩子一样。可惜1950年11月25日，美机投燃烧弹，他没来得及跑，在司令部牺牲了，年仅28岁。他的事迹让很多人记住，体现了领导子女也上前线的精神。彭德怀1898年生湖南湘潭穷人家，早年当兵，1928年率部起义加入共产党，建红五军。长征中他指挥前敌，抗日时领百团大战。1949年后打西北战役，1950年当志愿军司令，领导抗美援朝。战后他做国防部长，到1974年去世。他打仗果断，对士兵关心，从不搞特殊。金日成1912年生朝鲜，早年在中国东北抗日，加入过中国共产党。1945年后回朝鲜建党，1948年当总理，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。1950年战争时求中国援助，战后重建国家，到1994年去世。他推动工业农业发展，巩固领导。1958年2月14日，周恩来带队到平壤，主要谈志愿军撤军。天气冷极了，大雪下个不停，路面积雪厚厚的。可周恩来没先忙会谈，而是决定去桧仓陵园祭拜。那是志愿军烈士安息地，毛岸英和其他134名战士埋在那。2月17日是大年三十，他和陈毅、张闻天他们一行人去了。周恩来在毛岸英墓前站了好久，用左手摸碑，声音有点哽。其他墓他也一一看过去，鞠躬致敬。那天雪大风急，但他们坚持完成凭吊。这事显示出对牺牲者的尊重，也提醒大家战争的代价。桧仓陵园在平壤东100公里，会昌郡。志愿军在那打仗，很多人牺牲，陵园建起来安葬他们。周恩来去的时候，正好过年，但没耽误这事。他知道毛岸英是主席儿子，从小叫他周伯伯，现在长眠异国。凭吊后，他们继续访问日程，但这开头就定了调子，强调中朝友谊建立在共同战斗基础上。联合国军撤了，中国也主动撤，体现和平意愿。访问中，他们谈了撤军协议。2月19日，中朝联合声明，中国志愿军10月底全撤。这决定很重要，显示中国支持朝鲜统一，不想长期驻军。撤军分批，从3月开始，到10月26日最后一批过鸭绿江。朝鲜人沿路送别，志愿军带装备回国，留下顾问帮重建。毛岸英遗体没运回，就埋桧仓，按主席话说，青山处处埋忠骨。周恩来回国后，继续管国务院，搞经济外交，到1976年1月8日病逝。彭德怀做国防部长，推军队改革，1974年11月29日去世。金日成领朝鲜，建工厂水坝，1972年改宪法当主席，到1994年7月8日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他儿子金正日接班。朝鲜战争1950年打起来，美国领联合国军干预，中国出志愿军保家卫国。毛岸英去前线，本可以不去，但为信仰上了。彭德怀指挥，志愿军打得硬气，停战后留朝鲜帮稳定。1958年撤军，是中朝关系新阶段，中国表明不干涉内政，支持和平。周恩来这次访朝，不光谈撤军，还看工厂农场，了解朝鲜发展。白天他和金日成他们开会，晚上有时一个人想想事。这趟行程紧凑，从平壤到元山咸兴，参观工业区，谈合作。撤军后，中朝贸易增加，互助加强。志愿军牺牲大，陵园凭吊让周恩来想起战争苦。毛岸英牺牲时，彭德怀找遗体，认出后沉默。主席决定不运回，体现平等。1958年去祭拜，是对所有烈士的致敬，不分高低。访问结束，周恩来21日回北京。撤军顺利完成，志愿军任务圆满了。中国从此专注国内建设，朝鲜重建家园。这事影响深远，中朝关系稳固到现在。历史看，周恩来外交智慧高，这次访朝处理撤军敏感，避免冲突。金日成也感激中国援助，关系亲如兄弟。毛岸英故事激励后人，领导子女不特殊。

1969年7月，毛主席问高碧岑：“中国北临苏联，南临印度，东临日本，如果他们联合起来，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，我们怎么办？”1969年，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，那一年，国内刚刚经历十年的剧烈动荡，国际局势却更加不容乐观，北方的苏联，刚在珍宝岛与中国发生激烈武装冲突，战火虽停，敌意却在升温，苏联在整个中苏边境部署了超过百万大军，坦克、战机、导弹部队一字排开，甚至还有数百架挂载核弹头的轰炸机，苏联高级将领和苏共领导人开始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“外科手术式核打击”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真实存在于情报报告中的警告。南边的印度也不是让人安心的邻居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中国胜利收场，但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，被称为“藏南”的地区仍被印度实际控制着，1969年，印度与苏联签署了《和平友好合作条约》，表面上是合作，实则是战略上的靠拢，这使得中国不得不考虑南北同时受压的可能性，与此同时，东边的日本也在悄然恢复军事力量，尽管战后受到限制，但在美国的支持下，日本的自卫队不断扩充，配合着美军在横须贺、冲绳等地的基地，一旦局势升级，日本完全可能成为军事对抗中的一环。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真正可靠的朋友，和苏联早已反目，和美国则是敌对状态，中美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，还在越南战场上间接交火——中国支持北越，美国支持南越，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宣战，但在战场背后早已刀光剑影，中国的外交处境，可以说是“四面楚歌”，孤立无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，继续被动挨打显然不是出路，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，而要想跳出被围困的局面，首先得看清敌人的真正布局，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，看似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的苏联、印度、日本，其实并非铁板一块，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牢固的联盟，反倒各有各的算盘，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正激烈展开，彼此视为头号对手，印度虽与苏联合作，但仍坚持不结盟政策，日本则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，与苏联关系并不融洽。正是从这种缝隙中，中国看到了机会，如果能够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，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压迫，而美国，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张，但并没有直接侵略中国的历史恩怨，相比之下，沙俄和苏联早年对中国的领土侵占则让人记忆犹新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个时期的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，国内反战情绪高涨，财政压力巨大，尼克松政府急需寻找外交上的突破来缓解局势。中国判断：美国此时有可能愿意在外交上“松口”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外政策的调整，更是一次冷静的战略转向，中国不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敌对，而是开始以大国博弈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，这种战略上的成熟，最终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布局。中美之间的接触并非一夜之间完成，从1969年开始，中国就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友好信号，原本已经中断多年的中美驻波兰大使级会谈悄然恢复，同时，中国还利用巴基斯坦、罗马尼亚等国作为中介，向美国传达出改善关系的意愿，这些举动并不张扬，但步步为营，逐步为后来的外交突破打下基础。1971年，一次体育赛事成为关键转折点，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，中美选手之间的几次友好互动引发全球关注，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，这在当时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，表面上是体育交流，实则是中美之间的一次政治试探，这场被后人称为“乒乓外交”的事件，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打开了一扇窗。紧接着，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回应，1971年7月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，与周恩来举行长时间会谈，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深入磋商，也为更高层级的访问奠定了基础，仅仅半年之后，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踏上中国土地，与毛泽东会面，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《上海公报》，这份文件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走向缓和，中国从被孤立的边缘国家，一跃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关键角色。这次外交突围的影响远不止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那么简单，苏联一看到中国与美国接近，立刻感受到巨大压力，原本还在考虑是否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中国的苏联，也不得不重新权衡代价，中国的安全环境因此获得极大缓解，边境上的对峙局势逐渐降温。不仅如此，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行动，日本、西德、意大利等国陆续与中国建交，曾经冷清的外交舞台突然热闹起来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质的变化，从一个被围堵的国家，变成了可以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力量，这种转变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，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。

1967年10月17日，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，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，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。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？说起末代皇帝溥仪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《末代皇帝》里那个尊龙扮演的，一生跌宕起伏的形象。他当过皇帝，也当过战犯，最后成了新中国的一介普通公民。他这一辈子，真是历史三峡里的那叶扁舟，被巨浪推着走，自己说了不算。1967年10月17日凌晨，溥仪因为肾癌和尿毒症，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到了人生的终点，终年61岁。人走了，可事儿没完。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了他妻子李淑贤和弟弟溥杰等亲人面前：这人，该怎么葬？按皇帝的规格？那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，在那个年代是绝无可能的政治错误。可按普通老百姓的规格吧，他毕竟是爱新觉罗家的子孙，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处理了，情感上、传统上似乎也说不过去。溥仪的身份，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的，前无古人，后也再难有来者。他的身后事，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特殊问题。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，谁也拿不定主意。最后，只能把这个“烫手山芋”一级一级地往上报，最终报到了时任全国政协。政协的领导们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不敢擅自决定，于是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。当时，总理的指示很明确，主要有三点：第一，溥仪是全国政协委员，他的丧事费用应该由全国政协来承担。这一点，直接定下了调子。溥仪的最终身份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”和“全国政协委员”，他的身后事，就应该按照这个身份来办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与“皇帝”相关的特殊化处理方式。第二，追悼会的规模和形式，要征求家属的意见，特别是他妻子李淑贤的意见。这一点，就充满了人情味。虽然国家定了总的原则，但在具体怎么办的细节上，充分尊重家属的感受。国家大政方针的严肃性和对个体家庭的关怀，在这里结合得特别好。第三，关于安葬地点，周总理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：可以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这第三点，可以说是整个安排中的“点睛之笔”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咱们得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个什么地方。这里安放的，都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、民主人士、科学家、艺术家等等。让溥仪的骨灰进入八宝山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。它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：溥仪，这个昔日的封建帝王，已经成功地被改造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。他后半生在政协的工作，他对新社会的认同，得到了国家的最终认可。这不仅是对溥仪个人的一个盖棺定论，更是对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和政策成功的一个实例。有了总理的指示，事情就好办了。1967年10月19日，溥仪的遗体在北京东郊的火葬场火化。火化后，溥仪的亲属，包括溥杰、韫馨、韫娱等，还有一些生前好友，在政协的安排下，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。追悼会现场的布置很简单，正中挂着溥仪的遗像，下面是他的骨灰盒，上面覆盖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旗帜。这面旗帜，就是他最终身份的最好证明。追悼会后，溥仪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道说道。他的骨灰盒最初并不是放在那些高级干部所在的“第一室”，而是安放在了公墓东侧的一个存放普通人骨灰的祠堂里。后来，经过溥仪亲属的再次请求，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同意，才将他的骨灰盒移入了八宝山正室，也就是安放已故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骨灰的地方。这个小小的变动，也体现了国家在处理这个特殊历史人物时，那种审慎和逐步确认的态度。最终，溥仪和那些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人安放在了一起，这对他个人而言，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了。他从“龙”到“人”的转变，在死后得到了最终的、也是最权威的确认。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90年代。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觉得，让溥仪安息在八宝山，虽然是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，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。她觉得，溥仪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后代，应该和他的祖先离得更近一些。于是，她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想把溥仪的骨灰迁到清西陵。清西陵是清朝皇家的三大陵寝之一，埋葬着雍正、嘉庆、道光、光绪四位皇帝。李淑贤的这个想法，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。最后，在河北省和当地陵园方面的协商和努力下，事情得到了解决。1995年1月26日，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，安葬在了距离清西陵光绪皇帝的崇陵不远的一处商业性公墓——华龙皇家陵园。溥仪最终还是“回”到了他祖先的身边，但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进入皇陵，而是他的遗孀用市场经济的方式，购买了一块商业墓地。他的新陵墓旁边，还安葬着一位皇后（婉容，衣冠冢）和一位贵人（谭玉龄）。这看起来像是帝王陵寝的配置，但它的性质，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墓地。

毛主席的五大遗憾：第一：留了个尾巴，遗憾无穷自从1953年起，毛主席每年都会遥望大海说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。但遗憾的是，一直到1976年，依然没有完成祖国统一。台湾问题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，当时毛主席给周恩来的信中说：根据朱德建议，派300-400人去苏联学习空军，再购买飞机一百架，连同现在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坚部队，掩护渡海，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。遗憾的是，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不仅派兵干预，还公然派出美国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。当时周总理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，制裁美国的做法，并对世界严正声明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的家务事。客观上说，美国的武装侵略，严重阻碍了毛主席“夺取台湾”的计划。此后，很多年后，各种各样的事都很忙，比如制造原子弹，对越南，印度的自卫战，包括那十年，又让解放台湾这件事拖了下来。1976年在临终前曾对华国锋说过自己的“盖棺定论”，说自己干了两件大事，其中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岛上去了，很多人叽叽喳喳的，无非是让我收回来那几个岛。他还说，估计要交给下一代了。第二，双亲去世时未能陪伴身边毛主席对父母的感情，藏在那些泛黄的书信和深夜的思念里。1910年，17岁的他离开韶山冲时，父亲毛顺生还在为家里的田产忙碌，母亲文七妹塞给他的布鞋上还留着新纳的针脚。那时他或许没想过，这一去，与双亲的相处竟成了倒计时。1919年春天，母亲因淋巴结核加重，他连夜从长沙赶回韶山。守在母亲床前的日子里，他亲自煎药、喂水，还请来郎中诊治。可没过多久，革命工作催他返程，临走时他握着母亲的手说：“等忙完这阵，我一定多陪您些日子。”谁料这竟成了母子间最后的承诺。同年10月，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到长沙，他疯了似的往家赶，却还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。在母亲灵前，他写下《祭母文》，字里行间满是“养育深恩，春晖朝霭”的追悔。更让他痛惜的是，父亲在母亲去世仅三个月后也撒手人寰。当时他正带领驱张请愿团在北平奔走，接到家信时，只能对着北方的天空深深鞠躬。后来他跟警卫员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最对不起的就是爹娘。他们在世时，我总想着外面的事，没好好陪过他们。”1959年回韶山时，他特意走到父母的坟前鞠躬，随行人员想拍照留念，他摆摆手说：“就跟爹娘说说话吧。”那天他站了很久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，临走时还嘱咐乡亲：“要好好照看老人家们，别让在外的儿女留遗憾。”第三，青藏铁路未能通车1954年，当康藏、青藏公路通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，毛主席在地图上沿着两条公路的轨迹画了个圈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公路能通，铁路也一定能通到拉萨。”那时他就想着，要让火车把内地的工业品拉到西藏，把西藏的酥油、羊毛运出来，让高原上的孩子也能坐上火车看看外面的世界。1956年，青藏铁路开始勘测时，他特意召见工程师，详细询问冻土处理、桥梁设计的难题。听说勘测队员要在零下三十度的唐古拉山扎营，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：“给同志们多备些羊皮袄和冻疮膏，告诉他们，全国人民等着他们的好消息。”可这条铁路的修建比想象中难得多。李先念告诉毛主席：“估计得10年左右。”毛主席说：行，那就给你们10年时间，到时候如果我还活着，那就坐火车去拉萨看看。但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的技术，加上地理环境，人力物力的种种影响，施工问题一直停滞不前，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还指示说，不要怕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不用急于求成。就这样，在毛主席逝世前，青藏铁路一直没有建成通车，也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的一个遗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青藏铁路2006年才全线通车（西宁站至拉萨站）第四：未能实现骑马走江河的愿望毛主席一生爱马，早在延安时，他就骑着战马走遍陕北的沟沟壑壑。小青马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主要座骑，建国后，这匹马被送到北京动物园养老，毛主席很怀念它。1964年，他看着地图上蜿蜒的黄河、长江，突然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想骑马从黄河源头走到入海口，再沿着长江看看两岸的庄稼。”这个念头像颗种子，在他心里生了根。他还让秘书收集黄河、长江沿岸的风土人情资料，没事就翻着看。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。1964年8月，北部湾事件爆发，美国军舰闯入南海。那天他在书房待了一夜，第二天对警卫员说：“骑马的事先放放吧，国家的事要紧。”因为他对卫士说过自己的三大愿望，其中一个就是骑马去长江两岸走一走。1975年，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，却仍让警卫员把马牵到中南海。后来这两匹马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，饲养员说，每当听到有人说“黄河”“长江”，马就会仰起头嘶鸣。这个未完成的愿望，藏着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。　　第五：接班人选择的波折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传承，苦心孤诣地选择接班人，先后考虑过刘少奇、林、王洪文等，但都经历了波折。最后选择了他深受信任的华国锋。

1974年，周总理抱病来到湖南长沙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。关于邓小平的工作安排，毛主席说可以当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。然后毛主席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了三个字，人才难。当时毛主席写字已经没有那么利索了。周总理明白毛主席的意思，脱口而出，人才难得。毛主席就停下了笔。

开国大典前夕，毛主席以575票当选新中国主席，距离“满票”仅缺一票，周总理找到毛主席，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，毛主席回答：“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，也有权不选毛泽东，缺一票就缺一票，没有关系。”1949年9月30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，开票后工作人员发现毛主席少一票。大家本想当作废票处理，毛主席却表示代表们有权选或不选自己，缺一票没关系。这一票背后可能是代表真有不同意见，但毛主席尊重代表的选择，这体现出他对民主权利的维护。在当时，新中国刚要成立，民主制度亟待建立，毛主席没有因为追求全票当选的“完美”结果，而去干涉选举的真实结果。他觉得民主选举就得让代表们自由表达想法，不管结果怎样都得接受，这就是毛主席的了不起之处，他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，而是把民主的实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他不在意这一票的缺失，心里装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和人民的意愿。正是因为毛主席有这样的胸怀，新中国才能在民主的道路上稳稳起步，不断发展。

请看林彪地位最高的时候有多牛？连周总理都跟在他后面。周总理可是林彪的师长，长期都是他的上司。林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后来居上，地位超越了周总理。再后面还有大红人老资格的康生，以及毛主席的秘书陈伯达，两位都是正国级领导人。还有江青同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林彪当时是副统帅，是毛主席之下的二号人物。